王海琳，1988 年出生於中國浙江寧波。2007 年至 2011 年就讀於四川美術學院油畫 系，獲學士學位;2012 年至 2017 年就讀於德國卡爾斯魯厄國立美術學院，獲碩士學 位;2017 年至 2018 年師從馬麗克·範·瓦默丹(Marijke van Warmerdam)，獲大師生稱號。
王海琳的作品融合了中國傳統山水畫與歐洲繪畫傳統，注重情緒與氛圍的表達，而非自然主義的再現。她常使用藍、綠、黃等色調，呼應唐代“青綠山水”風格。自 2015 年起，她混合油畫與丙烯顏料，利用其不兼容性營造類似水墨“流淌”的效果。其創作 強調記憶與想象的視覺化，通過色彩、光影與非常規透視手法，營造出既熟悉又陌生 的詩意場景，傳達“童話可成真，理想生活可企及”的核心理念。
其近期展覽包括:《樂園》，芷野藝術空間，杭州，中國(2023);Traumhaft，諾德海姆 Scheune 畫廊，海爾布隆，德國(2020);Sehnsucht nach Mehr， ARTWORKROOM 畫廊，蘭道，德國(2018);隨遇而興，深圳地鐵藝術節，深圳， 中國(2024);第 25 屆卡爾斯魯厄藝術家博覽會，卡爾斯魯厄城市美術館，卡爾斯 魯厄，德國(2022);Selective Perception 三人展，Schwerpunkt 焦點畫廊，斯圖加特，德國(2021)等。
王海琳 藝術家訪談 中文
導言
在上海武康庭的老洋房二層，王海琳的駐留創作悄然生長。陽光透過舊窗，映照着她凝練的筆觸與微妙的色層。窗外的冬日枝椏與武康路流動的光影，疊合成畫面的底片；而室內的畫布，則記錄着一位“歸來者”重新校準感知的刻度。
海琳的藝術語言冷靜而深刻。她並不直接描繪遠處的喧囂或眼前的繁華，而是通過凝視並轉化那些身處文化“夾縫”中捕獲的片段，將宏大敘事沉澱爲內在的情感地貌。繪畫於她是動態的過程，允許猶豫、層疊與修正，時間便在筆觸間緩緩凝結爲肌理。
時隔六年回國，海琳將這次駐留視作一場“重新適應”。都市的節奏與信息的密度，令她體驗到一種真切的“文化錯位”。她並未預設明確的主題，而是選擇讓畫筆從這種懸置的、略帶困惑的現場中自然浮現。
讓我們跟隨她的畫筆，從寧波的記憶出發，穿過卡爾斯魯厄工作室的松節油氣息，抵達這間浸潤上海冬日光影的老洋房，探索一位藝術家如何在與信息、記憶、距離的持續對話中，逐步構建自己的獨特語言。這場對話穿梭於內與外——關於她如何將“世界的角落”內化爲畫面的呼吸，對“旁觀他人之痛苦”的靜謐迴應；也關乎上海這座迴歸之城，在她調色盤上調和出的新灰度，以及那些在畫布前凝神時，理性與情感交織出的深刻痕跡。
1.首先，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本次在上海獅語畫廊駐留計劃的創作主題，以及這次“歸來”的體驗是如何具體地成爲您創作的起點的？
王海琳：這次駐留是一次“重新適應”。六年未歸，重返上海時被一種強烈的錯位感籠罩。一切都變得快、密、多，熟悉的節奏蕩然無存。這種不適卻真實的狀態，成了我的創作起點。我沒有預設主題，而是從“重新回到現場”的感覺出發。許多畫面是被這種陌生感推出來的，我想用繪畫記錄重新面對這座城市的瞬間——困惑、停頓、模糊或被推着走的感覺。工作方法也更開放，不做規劃，讓作品隨每日體驗自然浮現。我畫的不是“歸來”，而是如何一步步重新適應，找回自己的感知節奏。
2.您的藝術風格融合了具象與抽象，在可辨識的景物與模糊的情緒邊界之間遊走。您會如何向不熟悉您作品的觀衆描述您獨特的藝術語言？
王海琳：我偏愛“既像又不像”的狀態，它源於生活中的真實情緒：站在熟悉之地，卻感到距離、陌生和失焦。這種清晰與模糊之間的感覺，呼應了我近年穿梭於不同文化間、不斷重新適應的狀態。我畫這些不是爲了製造神祕，而是有些經驗、情緒本就無法固定——它們飄忽、變化、在心裏晃動。我希望觀衆在我的畫前，能暫入此境：不必急於理解或找答案，而是先感受那種緩慢、輕盈且不確定的呼吸。
3.您提到此次創作不依賴清晰敘事，而是關注“心理距離”與“文化錯位”等經驗。繪畫作爲一種視覺媒介，是如何幫助您捕捉和表達這些難以言說的心理狀態的？
王海琳：繪畫是動態的。創作時我的情緒會持續變化，每一筆、每一層都可能觸發不同感受，甚至下一秒就將其推翻。繪畫的妙處在於能容納所有這些變化。它不要求我在瞬間確定自我，而是允許多種狀態在同一畫面中共存。前一個念頭的影子與後來的改變交織，這些層疊、猶豫、推翻與重來構成了畫作內在的時間。我喜歡這種被拉長的時間感——它不像攝影定格瞬間，而是陪我經歷變化，留存那些不穩定、搖擺甚至矛盾之物。這正是繪畫給我的自由。
4.“局部觀察”是您創作中的一個核心方法。您是如何選擇這些“局部”的？在你看來，一個微小的細節爲何能承載如此豐富的情感和宏觀的敘事？
王海琳： 這些“局部”貼近普通人的生活。我們往往無法看清全貌，但恰恰在微小之處，會閃現一些平時未注意的敏感點、情緒或氣息。我畫的不是局部本身，而是這些細微處觸動我的那個瞬間。那是我開始創作的“開關”，它比所謂的“主體”更能真實反映個體的情緒與感受。
5.在《世界的角落》系列中，您處理的是來自全球的災難與衝突影像，但您並不直接描繪事件本身。這種保持“遠距離觀看”並轉化爲個人情感映像的創作選擇，背後有着怎樣的思考？
王海琳： 我不直接描繪戰爭，因爲我不是親歷者。復現場景會讓我覺得失真。但我無法不受影響。生活在德國，每日被新聞和社交媒體上的衝突圖像轟炸，它們在腦中累積成未整理的圖庫，帶來持續的心理壓力。因此，我畫的不是“事件”，而是這些圖像長期轟炸後留下的情緒痕跡。這種遠距離、非敘事的方式，更符合我作爲旁觀者的誠實狀態。既然不在現場，我便不假裝在場，只用我能觸及的部分去迴應。“遠距離”是我真實的位置：既被影響，又相隔甚遠。我只能從那些細碎、邊緣、卻一直在心裏磕碰的東西出發。
6.您曾提及蘇珊·桑塔格的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對您有所啓發。這本書中的哪些觀點與您的創作產生了共鳴，並如何影響了您處理遠方苦難圖像的方式？
王海琳：桑塔格最觸動我的，是她坦率地揭示了“觀看他人痛苦”時的尷尬、矛盾與道德不安。她指出圖像曾被視作記錄真相，如今卻可被加工操控，不再必然“接近真相”。這讓我反思：每日所見的災難照片，究竟是在呈現現場，還是某種敘事？但更深的影響來自她對“旁觀者位置”的討論——旁觀者永遠無法真正進入他人的痛苦。這令我既羞愧又無力。我不是當事人，卻每日“觀看”這些被製造出的痛苦圖像，那種帶着距離的關心與微不適的觀看衝動，讓我深感不安。這直接影響了我的創作。我不會去畫最戲劇性的場景，那會讓我覺得自己在替人發聲或再現一種無資格再現的痛苦。我選擇更邊緣的細節：一塊斷牆皮、一根焦枝、一道陰影。這些微物是我“能觸及的部分”，也是作爲旁觀者最誠實的位置。
桑塔格的啓發並非告訴我要畫什麼，而是讓我意識到：我不能假裝比實際更接近真相，只能畫下“我在距離之外被觸動的那一點”。我的繪畫方法，便從這種不完整、不確定甚至略帶羞愧的旁觀中生長出來。
7.您的作品中常常出現一種“延遲”與“遊移”的觀看體驗。您是有意識地在畫面中構建這種節奏嗎？您希望這種觀看體驗爲觀衆帶來什麼？
王海琳：這種“延遲”和“遊移”並非刻意設計，而是我創作時最自然的節奏。我畫畫是線性的，隨時間慢慢推進、修正，不斷變化調整。我本就看世界有些遲疑，所以畫面中的模糊、停頓與慢半拍，即是我真實的觀看方式。我希望觀衆也能進入這種節奏：起初看不清楚，想靠近卻被輕輕推開，然後需要自己慢慢找尋路徑。
8.在您早期的《隨想錄》系列與近期的《世界的角落》系列之間，我們看到從內省、隨機的感性記錄，轉向了對更廣闊外部世界的關切。您認爲這其中存在着怎樣的延續與演變？
王海琳：早期我更多描繪內心世界，像在記錄“心裏的聲音”。但近年歐洲的地緣衝突深刻影響了此地的普通人。即便不在戰場，衝擊仍滲透於細微處——物價飛漲、能源不穩、習慣被迫改變，無處不在的巨大不確定性。這讓我意識到：我曾以爲可以沉溺於自己的世界，但外部世界一直在塑造我。許多我以爲的“個人情緒”，實則被不斷涌現的新聞與現實刺激而生。
因此，《世界的角落》是一個轉折。我第一次承認：不僅是我在看世界，世界也在塑造我。我從純粹的內觀，慢慢轉向關注外部——那些與我的生活緊密相連、卻來自遠方的現實。我現在畫的，不單是“自己的情緒”，更是這些外部事件在我體內的反應。
9.您長期生活在中國與德國兩種不同的文化語境中。這種“之間”的狀態，是否讓您形成了一種獨特的、屬於您個人的觀察視角？它具體是怎樣的？
王海琳：這種“夾縫式視角”讓我能敏銳捕捉兩種文化的節奏差異：一種是高度工業化訓練的秩序，一種是壓縮式現代化中的高速流動。就像一個永遠站在門檻上的人，不屬於彼也不完全屬此。這種“懸空感”曾讓我不安，但後來我發現，它給了我特別的眼光：我能看見他人習以爲常之物背後的結構。畫得越多，我越意識到這種中間狀態正是我的力量所在。
10.從德國回到上海，這種地理與文化空間的轉換，對您作爲藝術家的“感知工具箱”——比如對色彩、光線和空間節奏的敏感度——帶來了哪些具體的變化？
王海琳：上海讓我強烈感受到極高的信息密度。它的快節奏使我對色彩、形體和畫面結構的判斷更傾向於“壓迫性”的表達。我開始更關注畫面中節奏的密集度、視覺的衝擊與空間的壓縮感，這與德國的平穩、柔和形成鮮明對比。
11.在您的駐留提案中，您希望建立一種“開放的繪畫工作方法”。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，這種“開放性”是如何體現的？您如何接納並利用創作中的偶然因素？
王海琳：開放性體現在對過程不設限：我允許材料、偶然與失誤參與畫面構成，讓組織結構更貼近心理節奏而非預設方案。這種方法賦予圖像不確定性與生成性，保持了創作的靈活度與生命力。
12.回顧您的創作歷程，從川美到德國卡爾斯魯厄美術學院，東西方的藝術教育背景對您藝術觀念的形成分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？
王海琳：國內與德國的藝術教育給予我不同養分。國內訓練讓我打下了紮實的“手頭”功夫，重在基礎、造型與色彩，這是我的創作根基。到了德國，我的創作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。那裏更強調思考：你爲何而畫？背後的邏輯是什麼？你的觀念是否形成閉環？老師不教“怎麼畫”，而是逼問：你要討論什麼？你如何看世界？你的畫是否在說自己的語言？
德國教育賦予我一種前瞻性的敘事方式，旨在尋找自己的系統，而非重複某種風格。因此，這兩段經歷完美互補：我在國內立住了結構與技法，在德國則學會了如何將其轉化爲個人的思考與表達方式。
13.您的作品在寧靜的畫面下常蘊含深層的記憶與議題。在不同地區，觀衆是更關注形式美感，還是能感知到畫面下的情感與思想層面？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反饋？對於即將看到新作的觀衆，您最希望傳遞什麼？當人們離開時，您希望他們帶走什麼？
王海琳：觀衆常先被形式吸引——色彩、結構、氛圍這些直觀元素。但真正讓我感到“被看見”的，是他們瞭解作品背後的故事與創作動機之後。那時，畫面會在他們心中展開新的空間。他們帶入自己的經歷，重新審視作品，這種連接讓我覺得珍貴。有人告訴我，某個結構令其想起一段記憶，或某種氛圍觸發了過去的某種情緒。
這正是藝術最迷人的地方——觀衆並非被動“接受”敘事，而是在我建立的結構中找到自己的出口，填入自己的故事，成爲新的註腳。這種雙向的閱讀，是我最喜愛也最期待的觀看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