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海琳 艺术家访谈 中文
导言
在上海武康庭的老洋房二层，王海琳的驻留创作悄然生长。阳光透过旧窗，映照着她凝练的笔触与微妙的色层。窗外的冬日枝桠与武康路流动的光影，叠合成画面的底片；而室内的画布，则记录着一位“归来者”重新校准感知的刻度。
海琳的艺术语言冷静而深刻。她并不直接描绘远处的喧嚣或眼前的繁华，而是通过凝视并转化那些身处文化“夹缝”中捕获的片段，将宏大叙事沉淀为内在的情感地貌。绘画于她是动态的过程，允许犹豫、层叠与修正，时间便在笔触间缓缓凝结为肌理。
时隔六年回国，海琳将这次驻留视作一场“重新适应”。都市的节奏与信息的密度，令她体验到一种真切的“文化错位”。她并未预设明确的主题，而是选择让画笔从这种悬置的、略带困惑的现场中自然浮现。
让我们跟随她的画笔，从宁波的记忆出发，穿过卡尔斯鲁厄工作室的松节油气息，抵达这间浸润上海冬日光影的老洋房，探索一位艺术家如何在与信息、记忆、距离的持续对话中，逐步构建自己的独特语言。这场对话穿梭于内与外——关于她如何将“世界的角落”内化为画面的呼吸，对“旁观他人之痛苦”的静谧回应；也关乎上海这座回归之城，在她调色盘上调和出的新灰度，以及那些在画布前凝神时，理性与情感交织出的深刻痕迹。
1.首先，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次在上海狮語画廊驻留计划的创作主题，以及这次“归来”的体验是如何具体地成为您创作的起点的？
王海琳：这次驻留是一次“重新适应”。六年未归，重返上海时被一种强烈的错位感笼罩。一切都变得快、密、多，熟悉的节奏荡然无存。这种不适却真实的状态，成了我的创作起点。我没有预设主题，而是从“重新回到现场”的感觉出发。许多画面是被这种陌生感推出来的，我想用绘画记录重新面对这座城市的瞬间——困惑、停顿、模糊或被推着走的感觉。工作方法也更开放，不做规划，让作品随每日体验自然浮现。我画的不是“归来”，而是如何一步步重新适应，找回自己的感知节奏。
2.您的艺术风格融合了具象与抽象，在可辨识的景物与模糊的情绪边界之间游走。您会如何向不熟悉您作品的观众描述您独特的艺术语言？
王海琳：我偏爱“既像又不像”的状态，它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情绪：站在熟悉之地，却感到距离、陌生和失焦。这种清晰与模糊之间的感觉，呼应了我近年穿梭于不同文化间、不断重新适应的状态。我画这些不是为了制造神秘，而是有些经验、情绪本就无法固定——它们飘忽、变化、在心里晃动。我希望观众在我的画前，能暂入此境：不必急于理解或找答案，而是先感受那种缓慢、轻盈且不确定的呼吸。
3.您提到此次创作不依赖清晰叙事，而是关注“心理距离”与“文化错位”等经验。绘画作为一种视觉媒介，是如何帮助您捕捉和表达这些难以言说的心理状态的？
王海琳：绘画是动态的。创作时我的情绪会持续变化，每一笔、每一层都可能触发不同感受，甚至下一秒就将其推翻。绘画的妙处在于能容纳所有这些变化。它不要求我在瞬间确定自我，而是允许多种状态在同一画面中共存。前一个念头的影子与后来的改变交织，这些层叠、犹豫、推翻与重来构成了画作内在的时间。我喜欢这种被拉长的时间感——它不像摄影定格瞬间，而是陪我经历变化，留存那些不稳定、摇摆甚至矛盾之物。这正是绘画给我的自由。
4.“局部观察”是您创作中的一个核心方法。您是如何选择这些“局部”的？在你看来，一个微小的细节为何能承载如此丰富的情感和宏观的叙事？
王海琳： 这些“局部”贴近普通人的生活。我们往往无法看清全貌，但恰恰在微小之处，会闪现一些平时未注意的敏感点、情绪或气息。我画的不是局部本身，而是这些细微处触动我的那个瞬间。那是我开始创作的“开关”，它比所谓的“主体”更能真实反映个体的情绪与感受。
5.在《世界的角落》系列中，您处理的是来自全球的灾难与冲突影像，但您并不直接描绘事件本身。这种保持“远距离观看”并转化为个人情感映像的创作选择，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？
王海琳： 我不直接描绘战争，因为我不是亲历者。复现场景会让我觉得失真。但我无法不受影响。生活在德国，每日被新闻和社交媒体上的冲突图像轰炸，它们在脑中累积成未整理的图库，带来持续的心理压力。因此，我画的不是“事件”，而是这些图像长期轰炸后留下的情绪痕迹。这种远距离、非叙事的方式，更符合我作为旁观者的诚实状态。既然不在现场，我便不假装在场，只用我能触及的部分去回应。“远距离”是我真实的位置：既被影响，又相隔甚远。我只能从那些细碎、边缘、却一直在心里磕碰的东西出发。
6.您曾提及苏珊·桑塔格的《旁观他人之痛苦》对您有所启发。这本书中的哪些观点与您的创作产生了共鸣，并如何影响了您处理远方苦难图像的方式？
王海琳：桑塔格最触动我的，是她坦率地揭示了“观看他人痛苦”时的尴尬、矛盾与道德不安。她指出图像曾被视作记录真相，如今却可被加工操控，不再必然“接近真相”。这让我反思：每日所见的灾难照片，究竟是在呈现现场，还是某种叙事？但更深的影响来自她对“旁观者位置”的讨论——旁观者永远无法真正进入他人的痛苦。这令我既羞愧又无力。我不是当事人，却每日“观看”这些被制造出的痛苦图像，那种带着距离的关心与微不适的观看冲动，让我深感不安。这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。我不会去画最戏剧性的场景，那会让我觉得自己在替人发声或再现一种无资格再现的痛苦。我选择更边缘的细节：一块断墙皮、一根焦枝、一道阴影。这些微物是我“能触及的部分”，也是作为旁观者最诚实的位置。
桑塔格的启发并非告诉我要画什么，而是让我意识到：我不能假装比实际更接近真相，只能画下“我在距离之外被触动的那一点”。我的绘画方法，便从这种不完整、不确定甚至略带羞愧的旁观中生长出来。
7.您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一种“延迟”与“游移”的观看体验。您是有意识地在画面中构建这种节奏吗？您希望这种观看体验为观众带来什么？
王海琳：这种“延迟”和“游移”并非刻意设计，而是我创作时最自然的节奏。我画画是线性的，随时间慢慢推进、修正，不断变化调整。我本就看世界有些迟疑，所以画面中的模糊、停顿与慢半拍，即是我真实的观看方式。我希望观众也能进入这种节奏：起初看不清楚，想靠近却被轻轻推开，然后需要自己慢慢找寻路径。
8.在您早期的《随想录》系列与近期的《世界的角落》系列之间，我们看到从内省、随机的感性记录，转向了对更广阔外部世界的关切。您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怎样的延续与演变？
王海琳：早期我更多描绘内心世界，像在记录“心里的声音”。但近年欧洲的地缘冲突深刻影响了此地的普通人。即便不在战场，冲击仍渗透于细微处——物价飞涨、能源不稳、习惯被迫改变，无处不在的巨大不确定性。这让我意识到：我曾以为可以沉溺于自己的世界，但外部世界一直在塑造我。许多我以为的“个人情绪”，实则被不断涌现的新闻与现实刺激而生。
因此，《世界的角落》是一个转折。我第一次承认：不仅是我在看世界，世界也在塑造我。我从纯粹的内观，慢慢转向关注外部——那些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连、却来自远方的现实。我现在画的，不单是“自己的情绪”，更是这些外部事件在我体内的反应。
9.您长期生活在中国与德国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中。这种“之间”的状态，是否让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、属于您个人的观察视角？它具体是怎样的？
王海琳：这种“夹缝式视角”让我能敏锐捕捉两种文化的节奏差异：一种是高度工业化训练的秩序，一种是压缩式现代化中的高速流动。就像一个永远站在门槛上的人，不属于彼也不完全属此。这种“悬空感”曾让我不安，但后来我发现，它给了我特别的眼光：我能看见他人习以为常之物背后的结构。画得越多，我越意识到这种中间状态正是我的力量所在。
10.从德国回到上海，这种地理与文化空间的转换，对您作为艺术家的“感知工具箱”——比如对色彩、光线和空间节奏的敏感度——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？
王海琳：上海让我强烈感受到极高的信息密度。它的快节奏使我对色彩、形体和画面结构的判断更倾向于“压迫性”的表达。我开始更关注画面中节奏的密集度、视觉的冲击与空间的压缩感，这与德国的平稳、柔和形成鲜明对比。
11.在您的驻留提案中，您希望建立一种“开放的绘画工作方法”。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，这种“开放性”是如何体现的？您如何接纳并利用创作中的偶然因素？
王海琳：开放性体现在对过程不设限：我允许材料、偶然与失误参与画面构成，让组织结构更贴近心理节奏而非预设方案。这种方法赋予图像不确定性与生成性，保持了创作的灵活度与生命力。
12.回顾您的创作历程，从川美到德国卡尔斯鲁厄美术学院，东西方的艺术教育背景对您艺术观念的形成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王海琳：国内与德国的艺术教育给予我不同养分。国内训练让我打下了扎实的“手头”功夫，重在基础、造型与色彩，这是我的创作根基。到了德国，我的创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那里更强调思考：你为何而画？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？你的观念是否形成闭环？老师不教“怎么画”，而是逼问：你要讨论什么？你如何看世界？你的画是否在说自己的语言？
德国教育赋予我一种前瞻性的叙事方式，旨在寻找自己的系统，而非重复某种风格。因此，这两段经历完美互补：我在国内立住了结构与技法，在德国则学会了如何将其转化为个人的思考与表达方式。
13.您的作品在宁静的画面下常蕴含深层的记忆与议题。在不同地区，观众是更关注形式美感，还是能感知到画面下的情感与思想层面？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反馈？对于即将看到新作的观众，您最希望传递什么？当人们离开时，您希望他们带走什么？
王海琳：观众常先被形式吸引——色彩、结构、氛围这些直观元素。但真正让我感到“被看见”的，是他们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与创作动机之后。那时，画面会在他们心中展开新的空间。他们带入自己的经历，重新审视作品，这种连接让我觉得珍贵。有人告诉我，某个结构令其想起一段记忆，或某种氛围触发了过去的某种情绪。
这正是艺术最迷人的地方——观众并非被动“接受”叙事，而是在我建立的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出口，填入自己的故事，成为新的注脚。这种双向的阅读，是我最喜爱也最期待的观看方式。